香烟,我们近代的民族史
文/季风
某天临时起意,去看一朋友,上车却发现天着急黑了,心有点退意,但消息放出去,不得不辛苦履行。没想和他们一家人,一见甚欢,更喜欢她家的男人心性。南方人机智聪敏,把超市开在家里。主人邀请我喝存的粮食酒,就做的酸菜,让情愿放开聊很多。他说了开超市生意经,是最早习惯把小超市开到社区,开到自家房子,为每日开门见钱。让阳台做进门,迎财迎客。家里还有才女媳妇,能写些精致的小书,加上两个年龄差大的漂亮女儿,也甚是聪明伶俐。
他吸烟没有固定的牌子,估计与家有超市经营有关。烟酒的种类太多,不存在花钱刻意寻找。我们的年岁大约一致,但我在年龄上没他主动率真,也不敢率真,尤其早两鬓斑白,一事无成,在功利的行业圈和社会人事上,更怕承认人到中年,要和八零九零思想孩子们混搭在一起。因为我年龄过了毛主席在延安的年龄,身边也有称做主席的朋友,很尴尬被小辈小看,更羞愧年龄如流逝的流水,一功未成身将老,生命过得太快速了。我的主席朋友,抽中华的最多,都是官员兼作协行业的主席,经营了一个国家奖,从此稳坐主席台,安然无恙被教众供养,习惯如神仙吞云吐雾。好烟多是人送的,求润格的腐败烟,不用花钱。把一根根粗壮、纤细、白衣裹身的中华变成灰烬。此是祸国殃民之举,灭我的泱泱中华!似乎危言耸听,但绝不是。有时我说重言,极而言之,似乎特别老愤青,但我还是人物太平,微言大义,小的膏药拔不了巨大的臭“脓”。现在,连中华烟的档次,也在腐败中不够显示身份,大老板们耻于抽,习惯吸金把带水钻的“黄鹤楼”,说一根不敢过百,一条才999。也听过某年官员台案上摆放的至尊“南京”,暗示人给送礼的档次。这些,都是争富斗势,极尽奢侈靡风的一角之气。所以,在官员的身份里,包括文人画家的群里,我为何主动喜欢布衣之士,爱惜匹夫之人,也最敬爱维护真理之人。
朋友的男人吸烟,和我同龄,又是赤诚相见,把酒谈烟,谈各自吸烟的经历,就演绎成了个人的成长史。我谈了1981年,我最进步,是吸了人生的第一根烟,由此习惯在大人背后嘴叼支烟,就像斯文叼草的小山羊,把嘴占着,不轻易乱说闲话。关中的人家都养山羊,有胡子,有牴角。以前我的民办教师父亲买羊群烟,是七分钱一包,他嫌代销店人笑话自降档次,打发我这个小腿勤、爱死人的小孩跑。我为暂逃离干活的劳累,一溜烟主动出去一趟,把他给的小镍币捏在手心,嘴叨叨要买的羊群烟名,很快骚情地为他买回来,换得阴凉处歇息。固定的记忆就这样训练出来,如同后来的文学训练。日日重复,从不懈怠。羊群、晨鹤,汉字们在入学前就会了很多,日积月累,也知道油盐酱醋煤油等字咋写的。凡我经手的东西,总是无意间点燃了记忆和体验的收获,这对后来想当写字匠的职业有所锻炼。
羊群、宝成,是四十多年前的记忆,是农民身份的父辈长兄们习惯抽的品牌,我偶尔也偷吸一根,醇香可口。在东关对面的人家搬迁后的墙缝,有我这样的一群小烟民欣欣然,惬意快乐,双指如剪式夹一根。也大多吸得少,看袅袅的自燃多,等到手指梢,才忍烫忍辣猛吸几口,更是觉得入窍入髓,浑身通泰。
这似乎就是瘾,咂出了人间香火的味道,从此上心牵挂,为私为欲,也有惶惶做贼得手的快活感觉。
初二在乡镇的学校,似乎某天一夜长大了,结识了也喜欢读鲁迅文章的好友。也因为先心智早熟,心也暗长有心仪对象,暗自窃喜或伤心,把对方当了女朋友,课余后,也多了对朋友倾诉相思之苦。这样香烟,就更容易上手。学校附近有供销社,也有小商店,卖远路不得回家的在校学生的馒头伴餐辣酱、咸菜,也卖干霉的香烟。我早记不住名字,似乎叫香草。抽的从来不固定牌子,找价格最便宜的。大多一毛一包。后来我和老板成了朋友,也公开在人前买。中国的香烟,一直和人一样,从来不平等,聪明的商人把产品分高低贵贱的档次。乡下好的烟,有两毛五分钱的一包宝成,三毛五的大雁塔,五毛钱的金丝猴,我们叫它是平猴。有了爱情和相思之苦,才有了烟瘾。也忍在黄昏课后,去东边几百米的西阎线铁路上,沿着如一对长剑延伸的铁轨走,吸咂着成了成人标志的香烟,和拿读鲁迅《野草》的哥们,谈理想、谈臆想,也谈折磨自己心燎的女朋友,假借他的聆听诉说着衷肠。
那时情歌多,也在学生中很流行,有《童年》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》等,都是很让人心更陷入靡靡,学习不主动,但我还行,能自觉领会到课堂的重点,功课算始终不最差,也是比最上不足,但比底下的一群同学还绰绰有余,毕竟超前的不多,下面却是黑压压的一片。那所中学,和我热爱读鲁迅的《呐喊》《野草》的同学共学三年,现在却连最好的哥们连模样名字都忘了。在智慧和勇气上,他们也都敢于吸烟和效仿争风气之先,很有底气。
每个年代,城市都有流行的香烟,四川的金丝猴普及,也是宝鸡烟厂的猴烟提供的。为当官的人怕熏黄手指,企业听从建议,也学冰雪发俄罗斯人戴手套抽线,在烟把儿带了长长的过滤嘴。那种猴烟,有宽版,窄版两种,但价格差了一半,一个一包一块二,另一个是一包两块二,后面的档次,是我们本地的县长、书记才抽。我们也知道中央领袖邓大人,是抽熊猫烟。富贵的上海的平民,喜欢抽红双喜,南方地市的官员,爱抽恒大、大前门。我那时是小烟民,却是主动抽碰烟,有啥抽啥,抽过那种平猴、偶尔也碰到大重九、云烟。但云贵川的草烟劲大,轻易让人醉烟,浑身软绵无力,人就像出浴的杨贵妃,脸色潮红。
某年,似乎是1990年,突然价格跳到一块一包的白钟楼,带最长的滤嘴嘴。也偶尔碰到抽下凤凰,说是香港来的外路烟,香气浓郁,点燃后,让一街人狗都闻见追着你跑。后来的香烟,都带加长的过滤嘴嘴。有两元的红豆、两元五的哈德门,三元的白沙,四元的红河、猴王,五元的希尔顿、七元的三五、六元的万宝路。但最好抽的,我还是觉得外烟,不光是耍气派,更觉得烟劲最足,气最冲,只是没中烟公司的香烟醇香爽口,换口碰抽,却让人浑身通泰,就像解出了便秘难解的大手感觉。
水涨船高,似乎社会上钱,也是那些年变得最活络,就像澳大利亚的肝炎病毒,开始蔓延,并流入内地控制不住,各省为利益,才开始抵制外省烟,提升本地的财政收入。那时我们最惭愧,国家的收入不是外汇,主要靠内地的烟民爱国补充。所以,我们也都是主动的爱国主义分子。学校的学生们开始被老师教唆着,让回家宣传吸烟有害健康,但从来没人敢让政府禁烟。真要禁烟,就像虎门销烟,不说烟民如何,国家财政立马崩溃,城里人发不出工资,各地政府经费更是窘迫。那时的钱多紧张,我所在的政府连电话都上锁,关在办公室的抽屉。虽然有九亿粮农交税,仅满足城里人的粮食吃,口袋始终没活钱消费。
八十年代毕,九十年开始开始,流行大小官员抽红塔山,著名的作家也主动抽。我一直以为作家生活的质量,才是政府腐败的温度计。当时著名的路遥最热爱抽红塔山,当地的官员都热爱抽,陕西的布政使程安东省长,也是主动抽。这样的烟都是官员先抽,敢以身犯险,主动试毒,等他们厌了,换了新价的新烟,在平民百姓里才流行开。年轻人是主流,他们自己抽,在机关、大街,和朋友见面主动敬烟。中国人的礼貌,习惯敬烟,这样才显身份和尊重,让外国人不解。以前邓大人为谈接手执政香港,撒夫人想让置换主权租赁也行,情愿再当中国的佃户,1982年,57岁的撒切尔夫人主动来看望邓小平,小平同志也给女士敬烟。是很粗的熊猫,撒夫人偶尔只吸女士烟,习惯最细的,看中国那个年龄大她21岁的小平同志,个子还没她高,才安坐沙发不主动站起,但手里的东西粗且短。她一点不敢抽,也生怕让对方吐出来的烟雾呛着。撒夫人一直紧张,或者是高跟鞋绊倒,出门在台阶上踉跄跌倒。
此上的新闻公开,大家都臆断,铁娘子也怕中国的公老虎。尽管我家人和前布政使有挂搭的联系,见过手里捏着具体何物,抽具体香烟的牌子。知道过去的领导虽贵,但只比平民高那么一点点,很少有过度奢靡和富丽堂皇,更没皇权紧握的高高在上感觉。
等我升了档次,抽到了十元一包的红塔山,满街的民工兄弟也抽这个。我抽了二十元芙蓉王,民工的小老板也抽。当然,我偶尔也会抽几条软中华,也是碰烟。享受那种中华人为的软黄金的醇香绵甜。也偶尔抽咂了苏杭来的苏烟,那是官员朋友的办公室一时充斥不下,看我拜访提着的礼物寒酸,那朋友学活佛姿态,面露浅浅的微笑,轻蔑人穷志短送的不屑礼物,让我也一同享受他至尊星耀的皇帝体验。总之,我是浅尝辄止,就那么一小口,能幸福几天。几日后那种软黄金草料断尽,才黄粱梦醒。意识里还是和民工兄弟同步,自觉地和官员档次相差甚远,永远不敢跟风,也在不敢轻易上门拜访。
烟是个我们的民族近代史,也是人间社会发展史,对人,对家,对国,都是。现在的禁烟,才好像是必行的。公共地方,扩大了公共的禁烟区,这,才是真正的文明开端,创世纪的新历史。让新老烟民如同黑暗阴虫,主动藏匿,在潮湿地缝、墙缝、阳光不照的地方,不明媚的背光处,才敢偶尔抬头,私下掏出在人间放毒工具,点火焚燃,制造个人的独享,以前那种全民服毒的升腾仙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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